肖光
1998年2月至5月间，吉林省吉林地区51名妇女被以庄园清洁工的名义拐骗到科威特。在外方公司如狼似虎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了一份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合同。 她们被当作女佣，在科威特雇主家里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受尽了凌辱，有的甚至被雇主强行奸污。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51名妇女中发生多起绝食、割腕和跳楼事件。 党中央、国务院获悉此情况后，立即指示驻科大使馆全力营救……
1997年11月，吉林省吉林市某就业训练中心和吉林某工业集团公司人才劳务中心（以下称两个“中心”），以办理赴科威特和阿联酋劳务输出的名义在吉林地区招收了51名妇女。
虽然近年来许多人在办理出国劳务上被骗，但这51名妇女仍然相信了。令她们相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此次办理出国劳务的部门——吉林市某就业训练中心是吉林市政府机关的下属单位，而某集团人才劳务中心又是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在公司内部职工中招收的。
51名妇女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企业职工，家境都不富裕。为了能出国挣大钱，她们不惜借3分利息的高利贷，有的甚至将种的地、住的房子作抵押借钱交这笔出国费用，每人交2万至4万元。
在“中心”同这些妇女签订的劳务合同上，工资和其它待遇一栏中明确写着：①清洁工，月工资400—500美元（有的是200—400美元）；②工作为庄园清洁工、勤杂工……
1998年2月24日起，51名妇女分5批由北京乘飞机飞往阿联酋的沙迦或迪拜，再由迪拜转往科威特。
这些妇女到达科威特后，负责接纳和办理劳务手续的科威特方面的国际劳务集团公司先将她们关进四楼后间私设的“监牢”里。第二天，公司雇员领她们体检后，到总经理奥玛尔的办公室签一份只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合同。
第一批到达的5名妇女在签这份合同时就坚决拒绝，40岁的张洪歧拿出在国内签的劳务合同说：“我们已经签了劳务合同，你们这份合同我们看不懂，我们不能签。”当时没有翻译，奥玛尔根本不理睬，粗野地抓住每个人的双手将两个拇指的指印按在合同上。
第二批以后到科威特的妇女经受的便是恐怖的场面。奥玛尔要么在办公室内毒打一名别国妇女，打得满地打滚，让中国妇女看，然后，再拿出合同拽着每个人按手印；要么就拿着胶皮棍在办公桌上抽得“叭、叭”地响，嘴里哇啦哇啦嚷一通后，再强拉着妇女按手印。
奥玛尔强迫51名妇女签订的这个合同是国际劳务集团家庭佣人雇佣协议。条款规定：
1．雇主同意支付雇工月薪45科威特第纳尔（135美元）；
2．雇工自到科威特之日起将被扣除4个月的工资；
3．雇工不得单独离开住所，因此，所有的假日都将在雇主家过或与雇主家庭共同外出，无休息日。雇工无权因私人交际使用雇主的电话，并且未经雇主许可不得将雇主的电话号码给任何人。雇工无权与雇主家族以外的任何人建立私人联系，不论男女。没有雇主的许可，雇工无权拥有雇主的任何私人财物……
签这份合同就等于签了一张卖身契。
第一批5名妇女在被强逼签完合同后，公司就通知已经选定的雇主将她们拉上汽车领回了家。
张洪歧被雇主领到家是3月5日中午，进屋先换上除脸、手其它部位不允许露皮肤的佣人衣服后，便被主人指使去邻居家吸地毯、擦家具。她一直干到14时20分，女主人才叫她去吃饭。吃饭时先伺侯雇主吃，她只能吃剩下的。这一天她一直忙到夜里12点。
从此她必须每天5点钟起床，稍晚一会，女主人就会一脚将门踹开，揪住耳朵将她拎起来。她还要挨顿骂。起床后，女主人给她安排完活之后就回去睡觉了。她先将前一天一家人换下的二三十件衣服洗出来，熨得板板正正，即使是小孩的袜子也要如此，然后擦家具、刷地毯，在主人起床前做好早餐。女主人不上班，整天看着她，随时随地找活让她干，一分钟也不能闲。甚至电话铃响，女主人即使正在旁边也要将她叫来将听筒递到手里，然后她必须站在旁边听女主人讲完话，再接过来放在话机上。如果女主人讲一个小时，她就得站一个小时。
张洪歧干到第三天，两条腿就全肿了，双手被水泡得皮都软了。第五天的晚上，已经深夜1点了，男主人的妹妹拿来一套客人的衣服比划着示意她给洗出来。张洪歧已经筋疲力尽实在洗不动了，就比划着说：“我从5点钟起来，已经干了20多个小时的活，太累了，明天再给你洗。”男主人随手操起一个水杯就朝她打来，张洪歧实在忍不住了：“这不是你们家人的衣服，凭什么叫我洗，我的手都肿了，明天我还要干活，你们不让我休息，还让不让我活，你们是什么心肠？”她用手比划着半英语半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男主人突然冲过来挥手就是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一下子将她打倒在地。张洪歧踉踉跄跄跑回自己的房间，男主人追过来抡起皮带又是一顿毒打，张洪歧被打得不省人事。她醒来后跑进厨房操起菜刀冲向男主人，高喊着：“我是Chinese，不受辱，这样对待Chinese不行。”女主人忙把她推进房间锁上门。
张洪歧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早晨5点，女主人又揪着耳朵将她拎起来。张说头晕起不来了，女主人却幸灾乐祸地比划着说：“再不听话，就让男主人把你关进一间小屋子里饿死。你学听话点，就不打你。”张洪歧头疼得厉害，实在挺不下去了，身在异国他乡，想走都不知道该去哪，这位40岁的妇女给20岁的女主人屈辱地跪下了，狠命地磕了几个响头，边哭边说：“我求求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让我丈夫给你们钱，你们送我回国吧！”
主人喝水时，觉得递过来的水杯不干净，就会劈头盖脑朝她扔过来，她必须立即将水杯拾起来，跪在地上把水擦干净，否则主人就是两个耳光。她擦完地后，必须立即把水杯洗干净，洗杯时必须刷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否则又被打一顿。对她来说，挨打是家常便饭。言语不通，女主人常因此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张洪歧是51名妇女中在雇主家干得最长的一个，她逃出雇主家时，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她只干了3个月，原本59公斤的体重，只剩下35公斤。
51名妇女被雇主领回去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张洪歧经受的这种非人的待遇。
蔡守琴和杨淑兰被分配到有15个佣人的大家庭。雇主根本不拿她俩当人看待，骂她俩是狗，不给她俩饭吃。一到吃饭时，主人就命令其他佣人抢去分给她俩的食物。两人饿得没办法，只好偷水果吃，整天饿得头晕眼花，以泪洗面，苦苦地熬着等待别的姐妹打来电话，因为接电话还挨了主人好几次毒打。雇主家一来客人，就让蔡守琴为他们跳舞，戏耍她取乐。
30岁的卢银子被分配到一个警察家里，她干了13天就挺不下去了。
5月8日，雇主把她送回公司。她告诉奥玛尔：“我不干了，请把我送回国。”奥玛尔抡起棍子就是一顿猛抽。卢银子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回家。”卢银子被关进四楼的监牢里，3天没给饭吃。奥玛尔还派一个斯里兰卡妇女看管她。
第四天中午，卢银子借拿药的机会将从雇主家拿出来防身的刀子拿了出来，推开窗子就跳到外面的阳台上。奥玛尔领着七八个人连忙赶了过来，卢银子用刀抵在自己的咽喉部位喊到：“放我回CHINA！”奥玛尔恶狠狠地说：“想回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干活或者蹲监狱。”卢银子挥刀在左臂上割了3刀，又在右臂割了3刀，鲜血顿时染红了她的衬衫和长裙，流满鲜血的双手又举起刀在自己的右腿上连扎了两下，最后用双手握住刀柄向自己的腹部刺去，奥玛尔几个立即冲了过来。此时卢银子双手已没有力气，她再也不想被奥玛尔抓住遭受折磨，闭上双眼，默默地说了一句：“我回家去，我回中国去！”纵身从四楼阳台上跳了下去。
这位刚烈的妇女震惊了科威特，五六辆警车同时赶到现场，她下落时被一百多名警察用救生网将其救起。
第二天中午，她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的两名外交人员去看望她，见她双臂和腿都缠着绷带，浑身上下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非常愤怒，当场向她保证：“我们一定让你回家。”
在大使馆与科方交涉下，于当天下午6时30分，卢银子被两名科威特警察押送着上了回祖国的班机。5月14日，这位以死抗争的烈性女子在出国24天后，终于回到祖国。
51名妇女从3月3日起到5月17日分5批进入科威特。从4月下旬开始部分妇女就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反映她们在科威特的遭遇和艰难处境，恳请使馆帮助她们尽快回国。
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立即向国内报告此事。党中央、国务院获悉此情况后，立即批示驻科大使馆全力营救吉林省在科劳务输出妇女回国。
然而，我外交人员无权到每个雇主家去营救，只能通过电话通知每名中国妇女自己跑出来，再派车去接应，营救工作异常困难。51名妇女通过多种渠道得知中国大使馆营救她们出苦海的消息，纷纷逃离雇主家，上演了凄惨而又悲愤的一幕幕。
最惨烈的是金英顺。雇主把她看管很严，每天大门都锁着。为了逃出来，她登上雇主家3层楼的顶部，顺着一根细绳往下滑。没想到绳子断了，她直跌下来，将右腿骨摔断两处。被营救出来后住在大使馆宿舍里，整夜在恶梦中凄惨地哭喊。回国时，她是坐着轮椅上飞机的。
这些妇女中，有初中文化的还不到一半，有的甚至写信都困难。在逃离雇主家时，由于语言不通，又怕被雇主抓回毒打，她们往外逃时是十分恐惧的。每个逃出来的人身上都藏着一把刀，以防不测。她们都画了一面五星红旗，以向出租车司机示意找中国大使馆。
由于51名吉林妇女赴科劳务输出一事，事先没有向中国驻科大使馆通报，内情他们根本不清楚。当得知中国妇女在科遭受如此残害，大使馆工作人员震惊了，愤怒了，他们一方面积极组织营救，一方面立即给吉林省有关部门发回电传，请他们立即派人赴科处理此事。
51名妇女分5批返回，7月26日最后7名妇女乘飞机经由安曼和香港回到北京。
这个使51名妇女遭受如此残害的骗局，是何人操纵的呢？
原来，吉林市某就业训练中心和吉林某工业集团公司人才劳务中心是通过长住阿联酋的吉林人崔从和郑英姿夫妇同国外的劳务公司搭上关系的。
在两个“中心”和科威特国际劳务集团商谈中，科方故意将“家庭女清洁工”译为“庄园清洁工”，并编造各种谎言。两个“中心”未经核实考察，便为之招收中国妇女。
崔从和郑英姿为了避开科威特驻华使馆和我国驻科使馆的注意，先为这些妇女办理赴阿联酋的旅游签证，将她们骗到迪拜，再由迪拜办理赴科威特签证，然后入科威特境内。
崔郑二人利用两个“中心”不了解科威特的情况的条件，伙同科威特公司总经理奥玛尔设下骗局，先从两个“中心”捞取大笔的费用，然后又将51名中国妇女拐骗至科威特。奥玛尔经营的这家国际劳务集团公司是专门将一些贫困国家的妇女运到科威特做佣人的公司。每介绍一名妇女，他们收取雇主250科威特第纳尔（750美元）的费用。把51名中国妇女介绍给雇主，奥玛尔又赚了一笔。
据驻科使馆发出的消息，在我使馆施加的压力下，奥玛尔的国际劳务集团公司因未经我国任何官方机构或驻科使馆认可，到中国招女佣不具有合法性，而被科威特政府查封。
在科期间，51名妇女只有少数人得到雇主给的工资，大部分人分文未得。归国后，两个“中心”将出国前收取的费用已返还给她们。但是，她们当中一些靠借高利贷交上费用的人已经损失惨重。
据悉，1998年11月，51名妇女已正式聘请吉林市盛业律师事务所修保律师和王正伟律师为法律代理人，正式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个“中心”给予精神赔偿。
 |
